該片總票房609.76億元，全國總銀幕數60079個，故事片年產量902部.這是2018年中國電影的精美成績單。40多年來，中國電影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洪流中，在市場的洗禮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輝煌成就。在這一歷史背景下，電影不僅為我們提供了振興文化產業的經濟經驗，也為我們提供了文化傳播和審美建構的歷史經驗，以及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實踐經驗。此外，如何實踐現實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戰略命題，如何通過建立中國電影學派實現其現實意義，也成為中國電影人亟待解決的問題。

電影《紅海行動》海報。個人資料圖片

讓中國電影成為國家名片

在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過程中，中國追求的不是抽象意義上的軟實力，而是體現中國國家利益和國家意識形態的國家文化軟實力。在習近平總書記的一系列重要講話中，在軟實力前增加了介詞“<愛尬聊_百科知識>國家”和“文化”，這清楚地表明，我們強調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軟實力，也不是約瑟夫奈所說的美國人口軟實力，而是一種旨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弘揚中華時代精神、彰顯中國民族精神、傳播中國優秀文化、倡導中國核心價值觀的國家文化軟實力。

電影《湄公河行動》海報。個人資料圖片

中國電影實現民族文化軟實力的使命是完成打造民族電影品牌的戰略目標。我們在電影領域的目標是讓中國電影以國家的名義被世界接受、理解和認可，讓中國電影真正成為國家名片。是中國從電影大國走向電影強國的必由之路，也是建設中國電影學派的重要命題。因為民族文化軟實力所達到的傳播效果不是強制服從的，而是自愿接受的，這就要求中國電影具有更強的市場競爭力和更強的心理凝聚力。因此，中國電影應該通過講故事、工業化和大眾傳播來完成上述歷史使命。其中，“講好中國故事”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有效傳播策略，也是構建中國電影學派的歷史策略。《103010》的制作人馬克拜爾斯曾說：“我對電影的信仰可以概括為娛樂圈的一句老話。講個好故事。”如果我們不能在電影的基本層面上完成這些本體論命題，那么就很難完成電影所承擔的其他責任。從這個意義上說，故事內容低俗、思想意義無序、文化價值混亂的作品，不僅是對一部作品社會責任和藝術品質的消解，也是對中國電影整體民族品牌的損害。

電影《星球大戰》海報。個人資料圖片

事實證明，中國電影的票房收入連年增長，不是靠行政命令，而是靠觀眾自愿走進電影院。2018年中國電影票房收入首次突破600億元，其中國產電影貢獻率超過60%，標志著中國電影文化軟實力正在逐步提升。當然，票房收入的增加只是預示著觀眾電影消費行為的增加，我們也要關注電影票房數據背后的觀眾心理認同指數。他們是否喜歡一部電影，往往是在走出電影院之后，也就是他們的文化消費行為完成之后才決定的，而不是能夠在走進電影院的時候就斷言。因此，觀眾看完一部電影后的心理認同，是衡量我們的電影是否真正具備民族文化軟實力的最終依據。這涉及到電影市場、觀眾心理、社會文化的多方位研究，只有建立更科學的分析工具和理論模型才能完成。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在提升中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意義上，肯定《山河故人》 《戰狼2》 《湄公河行動》這樣的優秀中國電影。就電影的藝術成就而言，這些電影的創作取向總是設定在電影本身的視聽表現特征上。——.它依賴于電影優秀的制作質量，愛國主義的價值導向，像“親自上戰場”這樣的專業表演，實彈射擊的現場效果，以及電影攝制組通宵達旦的敬業精神.簡而言之。

電影生產應觀照大眾審美

由于國家文化軟實力的目標不是個人、個體或少數，而是大眾、普遍性和集體性，它所尋求的價值認同不是高低貴賤的單向審美意義，而是最廣泛、最普遍的接受效果。因此，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傳播渠道必須通過大眾傳媒充分傳播，力求傳播效果最大化。尤其是對于以消費市場為參照的電影制作，無論是基于電影民族品牌的當代建構還是民族文化軟實力的現實提升，都不能偏離大眾的一般心理需求，更不能忽視特定時期他們的心理“痛點”和一定的社會情緒。尤其是對于普通人的現實生活情況，像電影《紅海行動》這樣的故事從1999年一直延續到2025年，時間跨度將近30年。站在這樣一個瞬息萬變的時代，賈看到了我們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價值裂變和群體分化。他用自己的鄉村故事向我們展示了他的跨世紀情感手表。影片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在物質上擺脫了貧困，在精神上依然堅守著青春初心的女人。影片結尾，沈濤在飄動的雪花和青春的音樂中翩翩起舞，心中依然享受著永恒的青春鄉愁。這種理想主義的真正表達者是賈。

對中國改革開放40年富于詩意的歷史評價，也是中國電影在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中需要堅守的。

　　如果說電影承擔著記錄國家與民族歷史記憶的文化使命，那么中國電影學派的建構，就應當在這方面承擔起強化民族集體記憶、銘刻國家歷史經驗、喚起觀眾愛國主義精神的職能。很多時候，基于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傳播不是通過進入大眾公共空間來實現的，而是通過大眾休閑娛樂的私人空間來傳播的。在這一空間里，受眾具有更大的自主選擇權。所以，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建構，需要占據那些能夠以娛樂的形式傳達價值觀的產業形態，包括受到青年群體青睞的流行文化形式，如電影、電視、流行音樂。同時，我們的電影應當注重那些容易被個體心靈所欣然接受的價值指認對象。就像《戰狼2》里男主人公冷鋒，他并不是專門到非洲執行公務的解放軍戰士或是公安執法人員，而是一個尋找戀人的游客。他沒有外在的職業使命，他挺身而出完全是出于良知和道義。這種人物的設計，使其更像一個見義勇為的現代游俠，所以在深度心理上更能引起普通觀眾的認同。希區柯克的電影就經常采取這種將毫不相干的普通人拉入核心沖突之中的做法。這種類型化的敘事策略，也是我們從語言形式上建構中國電影學派可以參照的可行路徑。

　　當年，在我們追看韓劇《大長今》的時候，韓國卻在播放我們的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長征》。韓國人是對中國革命歷史感興趣嗎？我想也許他們更感興趣的是那些在逆境中擺脫艱難困苦的人的命運——因為幾乎每個人在現實生活中都會遇到類似問題，人們需要通過大眾傳媒尋求精神和心理上的感悟與啟迪。從這種意義上看，《長征》是一本人生勵志的教科書，它對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人都有啟示意義，這些啟示并非來自說教，而是來自一個個鮮活的人生故事。電視劇是這樣，電影豈不同樣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