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報報道，“真想通過考研去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12月24日，去年大學畢業的薛萍第二次踏入考研考場，希望通過考研改變自己的現狀。“重新進入社會應該會更順利”。

薛萍身上有很多標簽，農村大學生、“二本生”、“慢就業者”……即使廣東有一兩批已經退出歷史舞臺六年了，但根植于輿論的“二本生”標簽，依然帶給她苦惱和不甘：每當她回首自己之前走過的坎坷之路，都覺得“都是因為學歷差”；讀書并沒有改變你的命運，因為你還沒有讀夠書。“普通二本滿大街都是，考得足夠好，到了博士階段，自然可以改變命運。”

在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教授馮玉環看來，“慢就業”的現實表征通常是未能實現滿意就業的畢業生做出的現實反應。“他們選擇延遲就業，試圖通過增加文化資本或改變競爭軌道來突破勞動力市場的制度障礙，進入更高端的勞動力市場。”

日前，由全國教育社會學專業委員會主辦、廣州大學教育學院承辦的全國教育社會學專業委員會第十七屆學術年會召開。馮玉環帶來《地方高校農村籍大學畢業生“慢就業”的現實表征、內在成因及對策研究》主題分享。

本研究主要基于對珠三角某地方應用型本科院校的實地調研。采用深度訪談和參與式觀察的方法，對10余名“慢就業”畢業生進行了訪談。薛平就是其中之一。

期望通過考研“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

農村大學生想改變命運。

“我覺得知識改變命運是真的，符合現在的社會。”再次，薛萍已經放棄了本科專業，她的目標依然是國內知名師范院校的師范專業，為了看到更大的世界，改變命運。

你為什么這么執著于改變命運？“我是小村子出來的，第一世界是大學所在的城市。我已經感受到了一個和以前大不相同的世界。”薛平出生在粵東農村。在教育資源和家庭困難的壓力下，村里孩子的教育機會往往非常有限。她慶幸自己是在好心人的幫助下上的大學，但在殘酷的就業競爭中，還是覺得本科文憑“不夠用”。

日前，在廣州東山口地鐵站F出口核酸艙，有考生戴著口罩排隊檢測核酸。

她的第一份兼職工作是健身房銷售員。她無數次站在豪宅區被無視或者被當成騙子，卻不得不一次次走上前去，滿臉笑容地發著傳單。她的第一次實習是在學校的組織下做銀行柜臺。實習的內容沒有觸及銀行內部的核心業務，只是一些簡單的操作“在大堂里跑來跑去”；在她求職的過程中，她喜歡的公司一般不招一般本科院校的學生，而這個專業的學生畢業后大多從事電子商務客服或運營助理工作。“這些工作非常具有替代性”.

雖然去年考研未能如愿“上岸”，但薛平還是希望通過考研改變現狀，“重新步入社會應該會更容易”。對她來說，現在只有考研這個終極目標是明確的，其他的事情她并沒有太多具體的規劃。

和其他面試的畢業生一樣，她簽了短期勞動合同或者填寫了“靈活就業證明表”來應付學校的就業統計，但她沒有簽正式勞動合同，仍然保留了應屆畢業生的身份。

“我<愛尬聊_頭條百科>擔心錢。我今天又請了一個家教。現在有初中和初中，在食堂兼職。這是非常困難的。我真的想通過考研去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

“在業內普遍的學歷標準下，文憑越來越成為就業市場上的硬通貨，其價值的差異影響著個人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職位分布。”馮玉告訴記者，如今，新一代大學生的自我意識明顯增強。有些同學希望通過考研來提高和進一步學習專業，或者重新選擇自己的學習和研究方向。還有人把考研當成重新洗白學歷背景的手段。隨著備考次數的增加，部分學生屢戰屢敗，反復備考者逐漸占據“慢就業”群體的主體。

相比考研，馮鈺茜在調研中還發現，對于部分畢業生來說，進入體制內考公編是更“劃算”的歸宿，也是“慢就業”的一大構成之一。

人們在付費自習室學習。

和薛平在同一所學校的程志說：“每年畢業競爭都很激烈……像我們這樣的兩個學生，面對雙一流的時候，在一個相對公平的考場，比如公考，和別人競爭。”

馮歡說，“上岸”的不確定性讓正在備考的學生感到焦慮：隨著年輕人對體制內工作越來越感興趣，公務員和企業的編考難度越來越大。“在我們上岸之前，我們就像一條在海里拼命掙扎的魚，像一只孤舟隨波逐流。我們有過相當迷茫和黑暗的時刻，特別渴望岸上穩定舒適的生活，向往岸上的風景。”另一位受訪者如此表示。

馮歡發現，雖然“慢就業群體”的共同特征是就業時間的延遲，但他們的畢業去向卻呈現出多元化的選擇。綜合評價后，部分學生不再將專業方向作為自己的職業方向，而是尋求與現實社會的其他結合點，投身市場大潮，嘗試創業。由于他們的社會資源有限，通常住在高校附近，共享高校資源，開拓學生市場，降低社會融入成本。

“慢就業”反映了不愿“將就”的求職心態。

文憑“不及格”引發更多焦慮

透過現象看本質。

究其原因，馮玉環告訴記者，“慢就業”現象的背后，往往是一種不愿意“安家”的求職心態。這種現象也反映了普通大學文憑及其所代表的專業知識作為一種文化資本在求職市場上的“失靈”。隨著就業形勢的日益嚴峻，一些大學畢業生發現自己的大學文憑、技能和習慣在職場中難以“兌現”，于是選擇了“慢就業”。

為了減少居住距離遠、出行高峰早等因素帶來的不確定性，很多考生傾向于提前預訂考場周邊的酒店，帶動了“考研房”需求的快速增加，“考研房”搜索熱度周環比增長超過300%。

據她分析，目前我國高等教育存在供求數量與供求結構的不匹配，導致部分畢業生知識不足以支撐其實現有效充分就業，進而進入“慢就業”的軌道。從數量上看，高校不斷擴招導致人才市場供大于求，就業市場對畢業生的需求增速滯后于畢業生規模增速。地方高校學生逐漸失去就業優勢，高等教育投資回報率逐漸下降。這種金字塔形成的等級結構，吸引學生追求更高的學歷，擁有更多的文化資本來應對就業競爭，或者用自己的學士學位換取公務員考試的“入場券”，從而與名牌大學的學生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完成一場相對公平的競爭。

辦學定位的偏差使得一些專業脫離了當地社會的客觀需求，與其他本科院校的發展趨同

高校畢業生作為就業的主體，其就業策略和觀念的轉變滯后于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在中國高考之前，教育的形式很大程度上側重于成績，而職場社會的內容則更加全面和多樣化。部分學生的求職策略呈現出“循序漸進”的特點，不適應這種多元化的變化。此外，大部分有考研意向的受訪者都希望在未來通過提升學歷來提高自己的職業競爭力，從而獲得一個以腦力勞動為主的職業，成為一個穩定且收入豐厚的勞動者，并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掌控勞動過程。對就業的期待，對工作價值、意義、創新的追求，不符合職場中簡單枯燥的工作內容，未能使他們建立對現有工作世界中規范和秩序的內在認同而“心甘情愿”延遲就業。

明年廣東就業高校畢業生將超過120萬人。

應注意“慢就業”的風險

“從大學到職場，普通大學文憑這塊‘敲門磚’已經貶值了。在這種背景下，‘慢就業’成了‘無奈的選擇’，背后是學生們暫時無法實現的夢想。”馮玉環說，不能簡單理解為個體的被動逃避，這種逃避忽略了制度和文化背景對個體的限制，也消解了學生的主體性和內心的真實狀態。

日前，廣東省教育廳、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聯合召開廣東省2023屆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工作電視電話會議。

日前，廣東省教育廳、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聯合召開廣東省2023屆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工作電視電話會議。會議指出，2023年廣東將迎來第一批大規模高職高專畢業生，預計高校畢業生人數將達到97萬人，比2022年增加25.5萬人，增長35.6%。此外，隨著外省生源流入和海外留學人員回流廣東求職，預計2023年廣東就業高校畢業生總數將超過120萬人，高校畢業生總數和接收畢業生人數將創歷史新高。

毋庸置疑，高校畢業生就業是一項系統工程。針對“慢就業”可能帶來的就業風險，馮玉環希望消除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分割，提高就業的整體質量；優化高校畢業生供給結構，增強就業針對性；提高高校畢業生的就業競爭力，形成合理的就業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