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歲的樊二被抓了 整個工地都知道 他為了上工謊報年齡辦假證？
報上消息，范兒被捕了。整個工地都知道他謊報了年齡，做了假證。該男子在老家重慶的真實年齡是64歲。為了順利上班，他的出生年份改成了1965年，58歲，比一線建筑工人的年齡上限還差兩年。
2019年以來，全國多地發布建筑行業“驅逐令”。禁止60歲以上的男性、50歲以上的女性和18歲以下的人進入施工現場從事建筑工作。現實中，更大范圍的就業門檻往往低于60歲，年齡成為農民工求職的隱形禁錮。
一些忙于生計的“超齡工人”轉向零工市場。“人多，活兒少。”2023年春天，53歲的老王在這個路口站了一個多月，沒有工作。不再年輕的女性仍然希望找<愛尬聊_讓生活聊出新高度>到一份長期工作。他們奔向人口稠密的郊區勞務公司。能說會道的大姐戴著十幾塊錢買的“金銀首飾”，臉紅得很濃，增加了她找工作的籌碼，“因為這樣看起來更年輕。”超齡
到工地不到半個月，范兒就成了“話題人物”。2月中旬的一個凌晨，相關部門來到工地宿舍尋找新工人。他顫抖著，低著頭，但眼睛不停地掃視兩邊。在這種狀態下，很難不讓人懷疑。范兒硬著頭皮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證”，上面顯示，1965年出生，58歲，距離招聘要求的上限還差兩年。經過多次比較，范兒還是暴露了，于是被帶走了。
64歲的范兒做了“減齡”的假證，半個月內在工地被查出。范兒真實年齡64歲，超齡4年。按理說他不應該出現在工地上。工地距離上海市中心80公里。在這里的路上，卡車一輛接一輛。抬頭望去，到處都是高聳的塔吊，建了一半的房子一棟接一棟。每年正月十五之后，來自五湖四海的工人聚集在這里，幫助一座“新城”冉冉崛起。
范兒不知道，也不關心這些“宏大的意義”。他更在乎每天200元的收入。再說，食堂13塊錢一頓的飯，有點“太貴”了。
范兒說他因為用假證在派出所呆了兩天，又在看守所關了一天。臨走時，警察扣了他500塊錢，說只要招到辦理假證的人，錢就還給他。范兒不打算放棄別人，但是給他假證的“老板”幫了他，所以他干脆不要500塊錢了。就算是現在，我挖遍全身也拿不到200塊錢。
從看守所出來后，范兒無處可去，就一直在宿舍里打發時間。在紙媒記者見到范兒的當天，工地一位負責人恰好來到宿舍門口。當著他的面，他給招聘他的“老板”打電話，商量下一步的安排。“趕緊想辦法把他送回去。”那個穿著黑靴子，挺著啤酒肚的中年男人相當粗魯。“我一直在這里，吃不飽。我該怎么辦？”
“如果再被發現，扣一兩千。這個錢不能交嗎？”那人問，我也不知道電話那頭說了什么。中年人結束了這場談話。不到一米六的范兒一直低著頭，一言不發。在后來的描述中，父母早逝，沒上學不識字，沒有結婚生子，原本在老家種了幾茬莊稼，住土坯房。四十幾歲的時候，經人介紹，他們出去打工了。他們大多在北京、安徽和廣東的建筑工地打零工，并在年底拿到工資。
上海是一個擁有大型建筑項目的大城市。范兒今年想多賺點，卻被卡在了“驅逐令”里。
2019年以來，全國多地對在建筑工地從事“高空、高危、高危、體力密集型”一線作業的從業人員進行年齡限制。在上海，禁止18歲以下男性、60歲以上男性、50歲以上女性進入工地從事建筑工作。2021年5月，上海市建設工程安全質量監督站重申了建筑工地從業人員的年齡要求，并指出，最近本市建筑工地上發生多起疑似猝死事件，年齡大多在60歲以上。
相應的現實是，農民工的年齡在持續上升。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相關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21年全國農民工總數為29251萬人，平均年齡為41.7歲，比2018年提高1.5歲。從年齡結構來看，50歲以上農民工占比從2014年的17.1%上升到2021年的27.3%，40歲以下農民工占比從2014年的56.5%下降到2021年的48.2%。
一位工地的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工地當然需要年輕人，但年輕人不愿意干。“泥瓦匠之類的技術人員，年齡一般都在四五十歲以上。過幾年就超齡了，年輕人也不接了。還有誰會做這些技術活？”業內人士表示，60歲以上的農民工并沒有消失，只是數量少，基本集中在私企。“因為不可能給60歲以上的工人買保險，萬一工地出了事，索賠很麻煩。”禁止任職(在封建時代)
爭議之下，部分省份逐漸做出調整。2022年，安徽、四川等地發布通知，避免建筑行業“一刀切”清退超齡農民工。同年11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發改委等五部門發布《關于進一步支持農民工就業創業的實施意見》。明確意見，做好大齡農民工就業扶持工作。
尊重大齡農民工就業需求和企業用工需求，引導企業根據農民工身體狀況合理安排工作崗位，加強安全生產管理，定期開展職業健康體檢。不允許以年齡為由“一刀切”。
然而，在更廣闊的招聘市場中，年齡仍然是一種無形的禁錮，制約著每一個大齡農民工。“年輕人都招不完，我們還需要什么？”在距離范100多公里的上海嘉定，兩個姐姐談到了當前招聘市場“人多活少”的現實。
這幾天，47歲的吳霞和51歲的王云一直忙著找工作，每天騎著電動車到處跑，經常早上四五點去勞務，了解對年齡、技能、學歷的要求，權衡報酬，希望能進一個穩定的工廠。如果不行，能做保潔、洗碗、送菜等長時間的工作也不錯。當天中午，兩人將電瓶車停在嘉安公路某勞務中介公司門口。進門之前，他們下意識地在手機里刷了一下招聘團的新消息。
“我女兒昨天看到了一個。在酒店，有3500元的保障。打掃一個房間要花7元錢。一天掃12個房間，一個月能有5000多。”吳霞一邊刷手機一邊說。“你問座位還在不在。如果是，我就去。”王云抬頭一看，眼前一亮。“你能當清潔工嗎？”吳霞問。“為什么不呢？”“他想看看你有沒有做過。”
沒有保潔經驗的王云覺得希望不大。他眼中的光芒變暗了，繼續沉默地看著招聘組。十分鐘前，她在招聘群里看到一個適合自己的洗碗工作，馬上叫私信代理過來簽字。她不想等到上了電瓶車到達，工作機會已經被“搶”走了。
王云告訴導報記者，勞務公司幫忙找的工作，單次介紹費一般達到200元，工作機會多在35歲以下，40歲以下的也有零星的。40歲以上的人基本很難有合適的工作。另一方面，吳夏在胸前掛了一條小金鏈，踩了高幫鞋，紋了眉，微微擦了些腮紅。她看起來比王云更有活力，看起來不像她的真實年齡。
吳霞告訴記者，她來自安徽合肥，在上海待了十幾年，在浦東和松江的電子廠做過女工。去年上任的工廠只招了三個工人。因為效益不好，年底她裁了兩個，她就是其中一個。她最想去工廠，但她認為沒有機會。“前幾天一個做汽車腳墊的工廠需要十個人。你知道有多少人去了嗎？”吳夏笑了。“200多。”
“所以，在我們這個年齡，在這種環境下，我們不能貪多嚼不爛。”她也對王云說過這句話。眼下，吳霞剛剛丟掉了一份酒店的工作。按照她的計劃，3月底她要回安徽看眼睛問題，然后去太倉看懷孕的兒媳婦。吳霞知道在酒店找工作不容易，不想這么快就辭職。沒想到，這件事被餐廳里的其他人告訴了老板，她的位置立刻被別人頂了。
“沒辦法，現在市場上競爭比較激烈。我也不想干等著，好手好腳的，為什么要閑下來？”吳霞說。
零工
更多忙于生計又到了年紀的人把希冀寄托在零工市場。
清晨六點，天蒙蒙亮，位于上海郊區的勝辛路嘉安公路率先打破沉寂。騎著電動車的人從四面八方涌來，在十字路口的馬路邊上排出百米長列。他們長期“盤踞”在此，自發形成一處零工市場。
在勝辛路一側的零工市場等待的男人們。
在這里，電瓶車就是零工的“工位”，早六晚六，一坐一天，等待被“招工的老板”現場挑選。
老楊今年61歲，住在離此處五六公里外的一處農房，每天早上五點多起床騎電動車出發，六點多到達，不算早，但尚能選擇一處好點的位置。勝辛路接近南北走向，車輛往往從勝辛路北直行或從東西走向的嘉安公路轉彎而來，因此越靠近路口的位置便越早被招工的車輛看到。
“誰最先被老板看到，往往就選誰。”老楊說，每天會有一百多號人在此等一份日結的工作，大家像電視里碼頭上等活的腳夫——他們就是這個城市的腳夫，搬家、裝卸水泥黃沙、運垃圾等，長期工們不愿干的臟活、累活，這些零工、日結工上趕著要。
嘉定的一處零工市場，民工們每天在此等活干。
一天工資在二百到四百之間不等，往年光景好的時候，他們一個月能收入四五千元。
不過，老楊已經五六天沒見過招工老板了。中午時分，一輛黑色面包車緩緩在路口停下，等在路邊的人們停止交談齊齊張望，可惜的是，車上的人搖下車窗，與其中一人簡單寒暄后就離開了——“不是招工的”，人們收回目光，轉身回到“工位”上。
“這幾天都沒有人來。”他們當中的好幾位，過去一個月只掙到一兩千元。
“你看這個。”老楊把手機遞過來，屏幕上有指紋的灰印。他在一個兩百余人的招工群里，但始終在“潛水”。“18-35歲”“大專學歷”“有叉車證”……對老楊來說，這些要求過于苛刻，“現在招工的條條框框太多，沒啥機會。”
老楊來自河南信陽，他沒有文憑，也沒技能，在上海打了二十幾年工，進過廠，也干過工地。如今只能干干零工，工錢一天一結。
與老楊并列坐著的，還有另外10多位歲數比他略小的務工者，也都在五十歲左右。中午一過，陸陸續續又來了些人。
老王今年53歲，正月初十從河南老家到上海。“今年我只被之前認識的老板喊去干了幾天活。”老王不愿意說自己今年掙了多少。他只告訴記者，自己在這個路口站了一個多月，一次都沒被選中過。
等待被“選中”的背后，是肩上實實在在的壓力。老王帶著一家三口在附近小區居住，老婆一個月掙三四千，兒子工資不高、等著結婚，房租還在連年漲。
“去年兩千一個月，今年兩千二。”老王表情嚴肅，覺得自己在市場上失去了競爭力。前幾天早上，曾有老板來這個轉角挑人，大家都舉了手，老板挑走了個子最大的那幾個，老王不在其中。
歸宿
樊二決定回重慶老家。工地另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不只樊二，工地里還有一位姓謝的，也被查出因超齡使用假身份證，這些天也要清退了。
回家對樊二來說并不輕松。他沒上過學，不會買票，不知道怎么從工地到火車站，也不曉得如何坐火車。最要緊的是，錢不夠了。當初來上海的時候，他同幾個老鄉一塊坐的大巴車，單人票價五百，路程遙遙好幾千公里，從鎮上一直開到工地。如今，他變成一個人回去，內心有些害怕。
隔壁宿舍的老劉是他的希望。工資要等工程結束的年底才發，樊二打算先向老劉借點錢，老劉是他的帶班，相當于半個領導，也是老鄉，想必會幫忙。可能去火車站也要老劉借車送他，再幫他買票，直到坐上火車。
閑暇時，零工們在路口旁的一個簡陋帳篷里自娛自樂。
在樊二的宿舍，一間逼仄的板房內住著七八個人，一天沒吃飯的他蔫蔫地躺在床上，厚重的被子擋住頭部，床尾掛著幾件從老家帶來的冬衣。床的里側“藏”著一袋雪餅，是前一天在工地小賣鋪買的，十三塊一斤，樊二覺得很貴，但還是買了一斤，打算坐火車時吃。枕頭下放著一個小本子，記錄他在工地干活的日子，樊二不太認字，所以是老劉代寫：
“2023上海”
“2.9日1天加班4小時”
“11日下午5小時加班8.5小時打灰”
“13日一天加班7.5小時水”……
樊二應該不會再出來干活了，這次，他堅信自己超齡了。老家還有一畝地和父親留下的六七間土坯房，回去后，他打算先育一些紅薯苗，二十多天后苗苗長成再種地里，等到了秋天，收獲紅薯后再種上稻米，其他時節再種點玉米等。這樣的日子，他曾過了四十多年，如今又回到從前了。
3月的上海已有些許燥熱，路旁的綠化樹正努力生發著新芽，只是芽尖細小稀疏，不足以為樹下的人產生任何遮擋。
零工市場的人們還要在路口站多久呢？現場的人給不出明確答案。
他們大都來自小城小鎮，在大城市打拼數載。人生轉眼進入下半場，覺得只要自己還有力氣，就會一直打拼下去。
綠燈亮起，騎著電動車的女人快速穿過路口，滿懷希望地朝下一處勞務所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