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游戲》：我們這個時代的犯罪社會學？
由東野圭吾《綁架游戲》改編的劇集《十日游戲》近日落幕，很多東北地區的劇迷稱贊這部劇是“迄今為止中國改編東野圭吾作品最好的作品”。但是，翻看原著，你會發現《十日游戲》與原著100%不符。相反，它不僅改變了大部分情節，甚至顛覆了原著的精神和風格。
本文涉及劇透，請仔細閱讀。
103010的劇情大致是游戲工作室老板于海開發的最新游戲被投資人申會剝離。他在自己家門口求情的過程中，遇到了離家出走的申會的女兒“路捷”。兩人為了獲得報酬，策劃了一場假綁架。然而，這個“綁架游戲”背后還有更大的陰謀。
原著從“綁匪”佐久法史的角度敘述，是單線敘事。然而《十日游戲》就復雜多了。一開始，一具酷似“路捷”的女尸出現了。從警察吳玉科和女警察加繆的調查過程開始，我們可以追溯到幾天前于海和路捷的會面。除了這兩條交叉敘事，還有第三條20年前的時空線，聚焦申會難以言說的心理陰影的來源，而這段往事與第一線的警察吳玉科有關。
三條線各自代表不同的視角，相互碰撞交融，產生意義，使敘事更加復雜，也增加了觀眾參與推理的難度和快感。更重要的是，復雜的結構帶來了寫作的廣闊視野。此案并不局限于私人領域的個人恩怨，而是延伸到當代中國，鋪展出一幅復雜的犯罪社會學圖景。
東野圭吾的《十日游戲》寫于2002年。當時日本的泡沫經濟剛剛回暖。在此之前，糟糕的經濟形勢已經引起了人們幻滅的悲觀情緒。這本書充滿了真假難辨的陰謀詭計。沒有救贖，沒有希望，沒有真情。
103010其實不是東野圭吾的常規風格。與他更知名的社會派推理小說相比，《綁架游戲》更接近本格爾派。這本書以第一人稱的視角講述了整個故事。被“綁架游戲”所欺騙的佐久法史指責對手邪惡，同時炫耀他如何使用巧妙的手段來反擊針對他的陰謀。就像《綁架游戲》的語言是戀童癖者亨伯特面對陪審團的自我辯護，前后矛盾，不靠譜。103010也是如此。一方面邀請觀眾判斷敘述的真假，增加了解謎的樂趣。另一方面也傳達了經濟危機下日本民眾普遍存在的生存絕望。
日本電影改編版《綁架游戲》
這樣一部當代作品，在本土改編的時候，絕不能直接拿來，也不能僅僅停留在地域、場景、名字、職業的簡單替換上。改編的語境也要深入到國家的時代特征中去，探討時代與犯罪的關系。另一方面，中國電影在此前對東野圭吾小說的本土化嘗試中遇到的“水土不服”在于，只是換了中國的外殼，而沒有替換符合地域特色的時代精神。
103010劇照
犯罪的背后是社會現狀的不完善。當代中國經濟騰飛的同時，也隱藏著一些社會問題。如毒品有組織犯罪、有錢有勢的公司洗錢、勞資關系緊張、階級歧視、性別不平等、出身家庭傷害等。都是被設計編織成《洛麗塔》的故事。加繆為什么想當警察？申會不能說的秘密是什么？路捷為什么會死？《海中的媽媽》為什么瘋狂？吳玉科的黑人歷史是什么？這些問題的答案都在解釋我們這個時代的罪行。
同時，劇中犯罪的偶然事件也放在時代的大環境中，有其必然性。這看起來像是來自天堂的災難，但歸根結底都是有道理的。這些悲劇突出了一個人命運的時代性。路捷意外身亡，背后卻是少年叛逆，走向吸毒“不歸路”的事實。她代表了《起源之家》悲劇中不可避免的受害者。被謀殺的顧漫一家是犯罪集團利益競爭中不可避免的犧牲品。于是，個人的掙扎、不幸、彷徨、墮落被賦予了時代的典型性。
然而，盡管社會現實極端殘酷，《綁架游戲》還是在努力書寫一種不一樣的可能。它的重心不是智力的較量，也不是善與惡的較量，而是希望與絕望的對抗。
雖然時代的大潮來勢兇猛，但人們的浪漫，夢想殘留的碎片，人性的閃光點并沒有被淹沒。“情感”是希望的集中表現，因此成為整部系列劇的“劇眼”。
經驗豐富、邏輯嚴謹的警官吳宇柯始終無法獲知沈蕓與于海在面對審訊時，作出完全相反證詞的原因。而心思細膩，善于將感性與理性思維結合的女警苗佳破解了案件的關鍵——“綁架者”與“被綁架者”之間產生了感情。
于海與“路婕”的人物關系實際上是背離原著的。在《綁架游戲》中兩人不過是有了性愛的共犯關系，雙方為了達到利益最大化而互相牽制和博弈。肉體關系只是為了加深彼此的連帶感，是以操控為目的的利益捆綁。兩人直到結尾也沒有產生愛情。
而在《十日游戲》中的愛情不但存在，還非常重要，牽制著劇情的走向，幾經反轉。首先是改變人設，把登徒浪子變成沉默嘴笨的游戲宅男，把蛇蝎美人變成善良任性的富家女，這樣性格互補，又沒那么惹人討厭的人設，愈發讓劇情朝偶像化發展。
其次，警官吳宇柯一路追擊，他越是不留情面，越是成為阻礙情侶發展的最大障礙，反倒使得觀眾為他們的愛情發展捏把汗。再次，把 “斯德哥爾摩癥”、“吊橋效應”這種玄乎的概念去掉，把他們之間發生愛情的原因解釋為因成長境遇的相似，而引發的惺惺相惜。
也只有當愛情戲被處理得合理，才會產生在情法理之間，感情與案情的博弈。而這些看起來相拒斥的對立概念，永遠在模棱兩可的中間地帶徘徊，這才是世界的真相。
觀眾難以抉擇的是非判斷，以及由此引發的道德焦慮，在劇中外化成警官吳宇柯的形象。他是一個欠缺感性思維的人，他的職責雖然是挽救受到犯罪威脅的城市，使其恢復原有的良好秩序與規范。但是對于他本人而言，抓住犯人不是出于什么高大上的夢想。他曾犯下錯誤，而今揪出罪犯的最大動力來源于自我救贖以及恪守正直，并非出于拯救社會這種大義凜然的志向。這是絕大多數習慣書寫集體主義的國產影視劇中很少見到的個人英雄主義。
《十日游戲》不管是劇情、風格還是精神風貌，都可算是對原著的逾界。卻沒有激怒原著黨，甚至連東野圭吾也對《十日游戲》贊賞有加：“我想被這樣的男人綁架，也想綁架這樣的女人”。
東野圭吾手寫宣傳語
原因或許在于《十日游戲》參照的絕非《綁架游戲》這一部“非典型”東野圭吾小說，而是對一整個東野圭吾宇宙進行研究之后的繼承。譬如《白夜行》中的男女主也是彼此依靠的共犯關系，而促成他們走在一起的原因同樣是原生家庭的傷害。又或者《嫌疑人X的獻身》中殺死丈夫的妻子是長期忍受家暴的弱小女性，這也是《十日游戲》中于海的母親所遭受的。而為了愛情甘愿頂罪的男主，不正是《十日游戲》中的于海嗎？
在東野圭吾的犯罪世界里，殺人兇手的戲往往要多于警探。他花費大量的筆墨去書寫殺人兇手復雜而豐富的層次。在成為一個兇手之前，他首先是人。而讀者也常常因兇手的善，而對他的惡進行重新審視。誠如《十日游戲》的最后一場戲洗白了游戲操控者沈輝，至此人物的高光時刻才終于展露給觀眾，原來他是一個背負著懺悔的人。
由一個罪犯的贖罪作為全片的結尾，是比大團圓結局要深刻得多的希望與救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