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報消息，關于“袁隆平”的話題，必定是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因為“袁隆平”三個字，是嵌入百姓粥飯、天下糧倉的重要符號。袁隆平的人生底色和風骨透著其獨有的人格魅力，品讀先生之人生格局，可以從中獲取力量。

袁隆平先生由于一個改變世界糧食格局的發明，被譽為“雜交水稻之父”，獲得二十余項國際國內獎項，世界公認他通過雜種優勢利用使水稻產量獲得大幅度提高的重大成就。他窮其一生不斷挖掘水稻雜種優勢利用對于產量優勢的潛力價值，始終把水稻的高產、更高產、超高產作為目標來追求。

袁隆平。 王精敏 攝

一

1999年8月，當時還是第一期超級雜交稻攻關時期，袁先生到云南永勝縣濤源鄉考察超級雜交稻P64S/E32組合的種植示范。

P64S/E32是與第一期超級雜交稻先鋒組合兩優培九同時期的超級雜交稻苗頭組合，由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與江蘇農科院合作選育，也是袁先生提出超級雜交稻理想株型的原型，此后超級雜交稻的理想株型以及超級雜交稻研究思路，在國際上引起很大關注，2000年在國際頂尖雜志《SCIENCE》上曾被刊登，有撰文以《論作物學家正在尋求一次新的革命》為題，綜合評述了全世界糧食生產狀況和解決糧食問題的途徑。

濤源這個地方低緯度、高海拔，光照強，晝夜溫差大，病蟲害少，地理氣候條件很特殊。到達的當天下午，袁先生馬不停蹄地奔赴田間察看情況，只見稻田中雜交稻呈現高產態勢，邊行稻穗形成一條金色的鑲邊，蔚為壯觀，令人振奮。結果那天晚上袁先生做了一個夢，再一次夢見他那著名的禾下乘涼夢，但這次夢見雜交水稻像一棵大樹，一棵樹冠很大的樹。一大早他就對我講這個夢，可見袁先生頭天有多興奮，正所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啊。后來經測產，這丘田最后產量折合畝產為1139公斤，是當時的水稻種植世界最高單產紀錄。

袁先生很高興地說：我們培養出了一個奧運冠軍！大家知道，袁先生做的禾下乘涼夢，實際就是追求水稻高產的夢。他說，我這個人呢，別人貪財，我就貪產量，貪產量高產更高產。這一點，我認為恰恰是他崇高科學人生的職業精神體現。后來，袁先生將院士工作站，設在云南個舊。云南被認為具有水稻高產得天獨厚的氣候優勢，袁先生給我交任務：你就是要破奧運紀錄!他提出“良種、良法、良田、良態”“四良”配套的措施，要看看雜交水稻超高產的潛力水平，同時他認為這里是水稻品種產量潛力“打擂臺”的好地方。

袁先生在世時一直把雜交水稻超高產看做“卡脖子”技術來攻關，我們云南院士工作站有了來自袁先生團隊的良種，又與南京農大凌啟鴻教授栽培團隊開展合作開發良法，并利用良田和當地獨特的良態，從2009年起，每年實施超高產攻關示范，其間創了紀錄又打破；2018年，百畝示范經科技部組織的專家測產，平均產量達到1152.3公斤，成為水稻大面積種植世界最高紀錄，記得那年的測產有4位院士做測產專家。此后，三年的百畝示范都過了畝產1100公斤，袁先生說：我很滿意，但是還不滿足。2020年12月20日，袁先生在三亞召集開會，要求我們要努力實現一季稻畝產1200公斤、雙季稻畝產1500公斤的目標。這是袁先生去世前召集的最后一次會議，他在會上作了近40分鐘的動員發言。

我一直在理解袁先生始終不渝地追求高產的執念，認為一方面來自對于純粹科學上的探索與追求，還有來自中國的水稻科技研究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使命感；另一方面來自于袁先生胸懷天下的情懷。民以食為天，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以水稻為主食，中國人口這么多，是水稻消費大國，需要再不斷提高產量。世界上還有些國家和地區存在饑餓和糧食短缺，也需要多產糧食解決生存問題。袁先生總是這樣說：三天不吃糧，英雄變狗熊；沒有糧食吃，什么事也干不出；一粒糧食可以救活一個人，一粒糧食也可以絆倒一個國家。這正是一位糧食守望者的心聲。

二

有位院士曾提到：袁院士敢想敢干，但不是不切實際地放衛星。這讓我想到袁先生關于唯實求真的故事——

每年到了水稻成熟季節，袁先生都會派出中心的栽培專家去全國的各個示范點取樣調查，有的點不只去一次，所以我們的栽培專家非常忙，除了調查，還要預測產。

2011年，第三期超級雜交稻攻關已經歷經7年，之前每年到測產時候，以為要過了、要過了，但是一測產，又沒過。這一年測產之前，調查顯示有可能過，于是得到消息的中央電視臺準備連線直播，當時連線直播的形式還是比較早的，大家擔心這個直播，萬一最后沒有過，而從一開始就在直播，那怎么辦？記得當時袁先生對我說：“小辛，我先來說服你，我用三種方法來計算給你看！就算沒過也沒有關系，科學研究本來就是探索的過程。”后來測產結果為百畝平均畝產926.6公斤，超過了畝產900公斤的目標要求。我深感袁先生的滿滿自信完全來自扎實工作和科學計算得來的。

2016年，超級雜交稻攻關工作進入到每公頃16噸的第五期目標，即1067公斤/畝。湖南武岡的示范點早早地就被媒體爆料，放了衛星，但是袁先生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派中心的專家反復到點上調查核實，實際數據顯示，最后測產畝產低于1000公斤，有媒體報道說：袁隆平的攻關示范失敗了！對此袁先生很坦然，他說：搞科研，也是像在跳高，跳過一個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著你，要是不跳，早晚要落在后頭，即使跳不過，也可為后人積累經驗，個人的榮辱得失又算得了什么。

有一個發生在我本人身上的小故事，2008年，博士答辯之前，我將博士論文送給袁先生審閱，我做的是超級雜交稻雜種優勢分子預測研究，在篩選影響產量及其構成因子性狀的雜種優勢陽性位點和增效位點中，我得出具有顯性作用的位點占90%左右。我本以為袁先生認定水稻雜種優勢必定是超顯性效應，而我做出的卻是顯性。對于這個結果，我深感自己怎么這么不爭氣了，于是有點膽怯地向袁先生匯報，我想象著袁先生一定會覺得遺憾：你的論文沒有做好。但是袁先生卻說：你做出了是什么就是什么。這一點我特別感慨，這是真正的大科學家講求科學與求實精神的具體體現。后來我就在我的學位論文里大膽地寫了“該結果支持雜種優勢顯性遺傳基礎假說理論”的結論。這在現今先進的研究手段下得到了更多的研究驗證。

2009年9月13日，袁隆平來到溆浦縣橫板橋鄉興隆村強優勢雜交水稻示范田觀摩，村民高興地將豐收的“稻穗”贈送給他。 湖南日報全媒體記者 郭立亮 攝

三

還是去云南永勝看超級稻的那一次，我們坐的車在金沙江河谷地段走，兩邊險峻的高山夾著水流湍急的金沙江，此情此景激起了袁先生的興致。他把《七律·長征》吟誦了一遍，然后說：“毛澤東的詩詞有氣魄，紅軍在那樣腹背受敵的情況下，他卻說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都是走泥丸咧，這是革命的樂觀主義，其實紅軍長征是在特別艱苦的情況下做的這件事。”

我之前只是以為袁先生是喜歡毛主席詩詞，后來才明白了其深意。1969年底、1970年初，袁先生帶著助手李必湖和尹華奇在云南元江“南繁”，此前雜交水稻研究進行了6年，他們用1000多個品種做了3000個雜交的試驗，都沒有獲得不育株和不育度均達到100%不育的材料。我看到過李必湖老師在回憶中談道：1970年在云南的情況，我們身處山窮水盡的絕境。

在當年李必湖和尹華奇兩位老師當時的試驗記載本里，我明白了他們所說的“山窮水盡”，到底是什么樣的絕境，因為我看到尹華奇老師反復抄一段關于“情緒”的話，而在李必湖老師的記載本里我看到袁老師的批注。我眼前立刻浮現出畫面，想象著當年情緒低落的他們，在一天的勞作之后，夜晚挑燈在案前討論、思考的場景，袁院士拿著他們二人的記載本仔細研究，仔細地分析試驗情況，討論問題出現的癥結所在。當時還遇到了7.7級的滇南大地震，他們住的房子倒塌了，在操場上搭了窩棚住了三個月。

就是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他們咬牙堅持，沒有放棄。李必湖老師在回憶中說，在那個關鍵時刻，袁老師召集三人開會，袁老師果斷地說：“我們不能吊死在一棵樹下，要廣開思路，廣辟途徑，尋找和創造新的水稻雄性不育材料。”袁老師提出了用“遠緣的野生稻與栽培稻進行雜交”的新設想，探索研究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新途徑。這一新設想使處于最低潮的雜交水<愛尬聊_百科知識>稻研究最終渡過了難關，后來迎來了“野敗”的發現，突破了雜交水稻研究的技術瓶頸，為選育保持系打開了突破口。

如果說紅軍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是在極端困難的形勢下撥云見日，重新確立了紅軍前進的方向，那么1970年元月的云南元江會議，同樣地，在雜交水稻發展史上是劃時代的里程碑。從此一路高歌，所向披靡，直到奪取最后三系配套的勝利。由此我更加意識到雜交水稻從無到有的過程，是多么艱難又多么偉大。袁先生是把雜交水稻發展歷程比作紅軍長征，其實還表達了一種不但要有克服困難的大無畏精神，還要有面對艱難險阻樂觀積極的態度。

四

說到無所畏懼，我特別想分享一件令我心靈無比震撼的事，就是袁先生去世前，明明是很痛苦的，但我們在病床前陪護，卻從沒有聽到他表露痛苦，哪怕只是呻吟一聲。他只是關心雜交水稻，問雜交水稻的種種情況。

4月下旬，離他去世前不到一個月了，袁先生對我說：“你幫我寫個報告，我要申請退休。后又說：我說，你寫。”于是他就說：“本人由于身體的原因，不能繼續研究雜交水稻了，申請退休。”他反復說了好幾遍，我都一一記錄下來了。他從來沒有退享天倫之樂，真真是生命不息，奮斗不止啊！臨終前，他還和我們一起唱他最喜愛的歌：“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我只能用不懼生死和視死而歸這樣的詞語來形容，我難以想象這是何等的堅強和樂觀！

袁先生是勇敢的。1994年美國世界觀察所所長萊斯特布朗發表《誰養活中國》，布朗在文章中認為：一方面，隨著社會人口增加和消費結構的改善，到2030年中國糧食的需求增長85%。另一方面，由于生產率下降、城市化使耕地減少、工業化使環境受到破壞，到2030年中國糧食的供給會比1994年減少20%。由此布朗得出結論，在發生人口增加和耕地減少的情況下，中國面臨的問題將是巨大的糧食缺口。他的結論是：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養活中國人。這時，袁隆平先生勇敢地站了出來。他認為，布朗觀點的最大弱點是忽視了科技進步對于提高農作物產量的巨大潛力。而農業科技進步，恰恰是支持糧食增產的第一生產力。他說：“中國人完全能依靠自己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不但如此，還能夠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雜交水稻，為促進世界和平做出貢獻。”

此后的歷史已經見證了，近20多年來，袁先生帶領團隊努力攻關，超級雜交稻產量正朝著畝產1200公斤目標沖刺。21世紀早已來到我們面前，布朗的預言沒有成為現實。2006年1月1日開始，聯合國停止了對華糧食援助，標志著中國的糧食受捐贈歷史畫上了句號，中國人能吃得飽了，而且改變了“糧食缺口大國”的形象，成為了世界上重要的糧食援助捐贈國！這就是以袁隆平為代表的中國農業科學家，用科技進步的力量，為中國以占世界不到一成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兩成多的人口，而創造的世界奇跡！

保持對中國糧食供給的清醒和憂患意識，已經成為袁先生生前的慣性思維。2020年疫情在全世界毫無防備的情況下突然襲來，袁先生跟我說，要向報社投個稿，強調加強推廣超級雜交稻。4-5天之后，中央果然提出要重視糧食生產，要抓早稻；并且此后沒幾天，有些國家宣布禁止糧食出口了。

他是永遠的清醒者和警醒者，長此以往，他都是這樣將民族感、責任感、使命感根植于心，與自己的科研事業融合在一起，高瞻遠矚地看待糧食安全問題。他憂患國家的命運和人民的疾苦，他算得最多的賬，就是“多少糧食養活多少人口”的賬。

這位糧食安全守護神離開我們兩年了，但他留下了雜交水稻事業，留下了雜交水稻的詩和遠方。他的“知識、汗水、靈感、機遇”八字箴言，激勵我們接續奮斗，為早日實現他的“禾下乘涼夢”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