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史學版近日刊發袁廣闊《商代前期：中國步入成熟文字時代》一文指出，近年來，鄭州商城、小雙橋、洹北商城等早商都城遺址不斷發現骨刻文字、金文、朱書文和陶文等早期文字遺存，揭示出早在商代前期，中國已形成了成熟的文字體系。該文頗具啟發意義，筆者認為，我國文字從殷商時代發展成熟以來，傳承至今仍然發揮著巨大作用，這不能不說是殷代文明一項偉大的發明創造，同時也說明殷代古文字承載著中華傳統文化的基因，是中華民族集體意識的重要根脈所在。

學界目前已有共識：商王武丁時代早期，殷代文字已發展成熟，具備了后來漢代學者概括的“六書”造字特征。換言之，中國文字早在武丁時代就已經在形音義等方面定型。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語言又是思維的工具，文字的構造、語言的使用中往往蘊含著一個民族的獨特思維方式。古文字學者從專業角度認識到，殷代古文字已完全具備漢字所擁有的三個基本特征：以形表意、以形表音、兼表音意，即漢代六書提煉而成三書。不論是六書，還是三書，都對中華民族造字和使用文字的思維方式進行了理論概括。三書也是目前中國古文字學的最基本理論，以三書來看待甲骨文、金文等殷代古文字，就會更深刻地理解其中的形音義，認識到文字構造與使用的思維方式，而且這種思維特點從殷代到今天都一脈相承。

卜辭中“王作三師左中右”的記載，反映左中右觀念早在商代已經形成。資料圖片

首先，殷代語言文字奠定了漢語思維中最基本的一些重要概念。如漢語思維中表示方位的上下、左中右、東南西北，表示十進制數字的一至十和百千萬，表示體積大小，表示時間的年（祀、歲）月旬、今昔來翌，表示時刻的朝夕旦夙，表示天氣的風雨雷電、陰天晴天，等等。這些概念仍是現在漢語最根本的思維符號，從殷代沿用至今，形成了漢語思維的基本模式和重要特征，而且能很好地與時俱進。此外，殷代古文字還有許多和今天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概念，如表示人體器官的首（頭）足（趾）手（又），表示動物的龍虎豹、兕鹿兔、牛馬羊雞犬豕，表示農牧漁獵的田狩擒獲，表示國之大事的征伐祭祀，表示神鬼的上帝、河岳社，表示親屬稱謂的祖父妣母兄弟，等等。這些概念雖有時代烙印，但很多傳承至今，在現代社會中依然經常使用，不可或缺。我們完全可以說，在目前漢語應用、覆蓋和傳播地區，殷代古文字已有的各種術語和概念，還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并使人們得以順暢地表達與分享觀點和想法。無論日常語言隨著時代如何變換，殷代語言文字提供的上述概念，仍是漢語思維的基本內核。

其次，殷代語言文字對中華民族思維方式還產生了某些細致入微但又很重要的影響，并反映為習慣用語的獨特語法。現代漢語思維中廣泛存在的一些鮮明特色，可以從殷代語言文字中去尋找根源。其中比較典型的有：虛詞“唯”強調賓語并將賓語前置的現象，用學術語言來說好像有點迂曲難懂，落實到具體詞語上大家便很熟悉了，像直到今天我們還常用的：唯才是舉，唯命是從，唯我獨尊，唯利是圖等。上述詞語中“唯”字的用法，在商王武丁時代已普遍出現了，如殷墟甲骨卜辭常見“唯某人令”，也就是強調商王命令的那個人；其他還有“唯師般呼伐”的語句，意思是強調要呼師般這位將領征伐敵方。

殷代語言中這種以唯字帶出賓語前置的思維習慣，是研究甲骨文的學者熟知的，這種思維方式對現代漢語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漢語思維中，強調并前置賓語，還有一種情況出現在否定句中，今天我們還習慣講：誠不我欺，時不我待，就是在否定句中將賓語“我”前置的典型例子。這種否定句中強調并前置賓語的思維習慣，也早就形成于商王武丁時代了，如甲骨卜辭有“帝不我其授佑”這樣的表述，按照正常語序就是說，上帝不授予我（商王朝）保佑，將“我”提前到謂語“授”之前，其目的是加以強調。從以上簡單例子即可看出，今天中華民族的漢語思維習慣和特點，有不少是繼承殷代語言而來的。武丁之前，這些語言思維方式應該早已形成，但限于材料缺乏，我們對更早的情況只能合理推測，尚缺乏實證研究。

甲骨文中“帝不我其授佑”的記載，是否定句中賓語前置的例子，現代漢語延續了這種方式。資料圖片

再次，殷代文字構形也體現出一些中華民族獨特的思維方式，如通假字的裝飾性部首和筆畫。當前學院派古文字學界通行的是上面提到的三書說，唐蘭、陳夢家、裘錫圭、林沄都使用這一理論，此外黃天樹提出的二書說，是將三書中的表音、形聲合并為有聲字。漢語里存在大量通假現象，就是林沄說的以形記音或借形記音。殷代古文字在使用通假字時，為了和其本義本字相區別，往往會給它加上一個裝飾性的筆畫，如橫畫，或部首。于省吾曾提出過“附劃因聲指事字”，講的其實就是這個現象，如他指出千百萬的千，是用人字假借，下面附劃一橫；百是用白字假借，上面附劃一橫。這種給假借字添加附筆的方式，還保留在現代漢字里，如殷代“辛”“辰”等文字，最上面有時附加一個短橫，作用是表示此字用作假借義，附筆以示區別。又如“未”字本就是木頭的木字，假借后在原先上面表示樹枝的<愛尬聊_健康養生>兩斜筆下面，復又添加了兩斜筆，以示和本字區別，就形成今天楷書里未字一短一長兩小橫。類似例子，還可以找到一些。過去學者對此類附筆，未有足夠留意，其實這是與漢語文字思維有關的一個大問題，值得繼續研究。

殷代語言文字中，還有給假借字添加附加部首的現象，也反映了傳統思維的某些特點。最常見的是給假借字加一個口旁，表示與本字本義相區別，如廣泛使用的虛詞“唯”，其本義是表示鳥的“隹”，假借為語氣詞時，其中相當一部分還是直接寫作隹，另有一些附加了口旁寫作唯，后者沿用到今天。再如表示王朝名稱的商周兩個字，也都是假借其音，在殷代甲骨文、金文中，既可寫作附加口旁的字形，也可直接寫成不帶口的本字。典型例子還可以舉出高下的高，其本字是京，京也引申有高之義，但在強調其假借義時可再加一個口旁，并沿用至今。古文字學者常講，加口不加口無別，實際上究其本質，就是附加一個常見部首口，來突出和強調假借字，并和其本義相區別。

當然，最初假借字的這個口旁是可加可不加的，但隨著后世文字的發展，附加口旁已是大勢所趨。有的字如來去之去，字形是大字下面附加口旁，是否也表示假借，則需要再加研究。除了附加口旁，假借字也有附加“又”旁的情況，祖先的祖字有時也添加又旁。又本義是手，和口一樣，都是人的重要器官，在殷周文字的各個部首中也較常見，選擇它們來作為假借字的附加構件，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