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2022年12月20日，阿富汗塔利班領導下的臨時政府發布命令，暫停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此后，頒布了限制和暫停婦女進入中學、培訓學校和非政府組織的法令。

政府高等教育代理部長納迪姆(Nadeem)對禁令的解釋是，一些女孩“沒有男性陪伴”，一些女孩“不注意戴頭巾”，一些女孩的專業“違背阿富汗文化尊嚴”，包括“工程和農業”。然而，許多宗教人士表示，在伊斯蘭法律中，女性和男性一樣有接受教育的義務。

“我不認為塔利班會因為實施這種落后的政策而傷害自己。禁止女性入學會讓學生群體成為他們的敵人，讓每個家庭成為他們的敵人。”當地一名阿富汗女性活動家Madani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一年多來，馬達尼多次就婦女權益問題與塔利班高級官員溝通，并在聯合國阿富汗婦女問題會議上發出聲音。她說，阿富汗的問題不僅在于塔利班的具體政策，還在于植根于人們心中的落后觀念。“只有教育和知識才能改變這一切，這符合所有阿富汗人的利益。”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2022年12月20日指出，阿富汗需要確保女性的工作權和受教育權。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表示，應保障阿富汗婦女和女童接受教育和實現就業的權益。中方期待阿塔努力回應國際社會關切。

阿富汗官方通訊社巴赫塔通訊社(Bakhtar News Agency)12月26日報道，臨時政府副總理卡比爾(kabir)在與私立大學協會(private university association)董事會開會時表示，政府并不反對女性受教育，并在努力“結束拖延”。臨時政府部長德拉瓦爾12月28日表示，“神職人員正試圖根據伊斯蘭法律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當地時間2022年10月13日，阿富汗喀布爾，一名女保安在喀布爾大學入學考試前搜查學生。圖/視覺中國

“我們打敗了美國”

“我一開始有點樂觀。”馬達尼回憶道。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進入喀布爾，阿富汗前政府垮臺，但預期中的社會動蕩并沒有發生。塔利班改善了公共安全，與上屆政府相比，謀殺婦女的數量有所下降。“我們很高興，認為如果塔利班是溫和的，或者有一些靈活的政策，人們會在某種程度上支持新政府。”

塔利班采取了一些與20世紀90年代第一次執政時不同的措施，持槍士兵不會立即開車送婦女回家。當時在臨時政府任職的很多阿富汗人回憶《中國新聞周刊》。前官員，包括一些女性董事，在塔利班入城后繼續工作。一名塔利班指揮官告訴馬達尼，新政府尚未最終組建，“未來可能會有女性擔任高級職位”。

但不到一個月，大部分女性官員和員工離職。2021年9月10日，《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任衛生部長的馬杰魯時，對大量基層女性醫護人員無法工作深感困擾。這可能是由于婦女旅行政策的變化。Madani回憶說，她最初獲得了新政權頒發的駕照，但一周后，她獨自駕車外出時在檢查站被塔利班士兵攔住。Madani被告知，“打電話給你的親戚，讓他們開車送你，這樣你就可以出去了。”

接著，瑪達尼的女性掃盲班在政權更迭后持續了20多天，被塔利班當地官員要求停課。與此同時，喀布爾街頭的女性廣告被抹黑，越來越多的城鎮和村莊聽到要求女性不要多帶帶外出或上學。曾任喀布爾省副省長的阿富汗女領導人優素福當時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塔利班搜查了喀布爾一些女官員的住宅，并將學校和辦公室的男女員工分開。"此外，塔利班官員明確表示，他們的內閣中不會有女性。"

全國各地都爆發了抗議活動。馬達尼會見了塔利班州長，要求他釋放被捕的女性抗議者。州長答應了馬達尼，兩人討論了阿富汗婦女的未來。“我明確告訴他，婦女沒有走上街頭反對塔利班政府，因為事實上前政府沒有充分保護婦女權益。我說，我們同意關于宗教的條件。我們愿意妥協，穿上罩袍，但我們希望有教育、工作和行動的自由。”

“當我問任何問題時，他都驕傲地一次又一次地說‘我們打敗了美國’。我不明白這和我的問題有什么聯系。于是我提到了女學生，以及我是否可以繼續教她們。他說，請等我們宣布我們的政策。”馬達尼回憶道。

馬達尼的愿望最終落空，越來越多的女性失去了上學的機會。2022年3月，臨時政府一度在全國范圍內恢復女性上學的權利，但許多學校被要求采取“身體隔離”措施。五月，臨時政府發布了一項指令“建議婦女從頭到腳都要穿罩袍”。12月，高等教育部和臨時政府教育部發布命令，暫時禁止婦女進入大學和培訓學校。臨時政府經濟部也于12月24日發布命令，禁止女性在國內和國際非政府組織工作。

據當地媒體報道，政府列出了所有教育機構的名單，并逐一發布了通知。學生們哭著說：“他們要求我們戴頭巾，我們戴了；他們要求我們得到家人的許可，我們得到了。為什么是現在？”此外，截至2022年12月27日，至少有四家國際非政府組織因女性雇員禁令而停止了在阿富汗的人道主義援助工作。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無國界醫生組織也表示，如果沒有女性員工，他們將無法工作。

馬達尼對此并不感到意外。她注意到，在喀布爾街頭，每次只有幾十人參加反對教育禁令的抗議活動。“與去年9月數百名婦女參加抗議相比，街頭抗議的人數大幅減少，”她說。“因為一年多過去了，現在女性已經不可能聚集在家庭之外討論公共話題，社交媒體上的大型女性群體也受到了跟蹤和威脅……這不是突然的政策調整，而是一系列變化的結果。”

然而，與以往不同的是，這一次，許多伊斯蘭宗教人士公開批評臨時政府的新政策。阿富汗神職人員穆夫提阿赫塔爾(Mufti Akhtar)指出，根據伊斯蘭法律，教育是“男女雙方的共同義務”。另一位喀布爾伊斯蘭學者瓦津強調，“伊斯蘭教法中沒有一處提到婦女不能住在多帶帶的宿舍里。這種事情在伊斯蘭教法中從來沒有出現過。”

2022年12月22日，在阿拉伯世界頗具影響力的埃及阿茲哈爾伊瑪目塔伊布公開發聲，對阿富汗臨時政府的新政策“深表遺憾”。他說，這與伊斯蘭法律相矛盾，伊斯蘭法律明確規定“男人和女人應該從搖籃到墳墓追求知識”。

阿富汗媒體報道說，面對國內外的反對，臨時政府正在重新考慮允許婦女接受教育。大學講師穆薩維穆布利(Mousavi Mubuli)警告稱，如果女性不能接受高等教育和技能教育，阿富汗未來幾年將面臨嚴重的人力短缺。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指出，自2021年11月以來，它一直在向阿富汗的45家醫療機構提供支持，這些機構的10，483名醫務人員中約有三分之一是女性。“顯然，如果女性無法完成各種醫學專業的學業，將對阿富汗各地醫療服務的提供產生更嚴重的影響，使數百萬人的生命處于危險之中。”

停滯不前的“包容性”對話

為什么最初對婦女權利持積極態度的塔利班會逐步加強限制？分析指出，這與更廣泛的包容性政府談判停滯有關。

自2021年8月以來，婦女權利以及少數民族權利已被納入關于組建阿富汗包容性政府的談判議程。談判代表之一、阿富汗伊斯蘭人<愛尬聊_百科網>民黨領袖哈迪介紹，《中國新聞周刊》。與20世紀90年代相比，目前的塔利班領導層與國際社會有了更多的接觸，多哈辦公室的領導人與世界各國保持了長期的溝通。“他們知道阿富汗在經濟上依賴國際體系，需要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建立包容性政府、保護婦女權利和打擊恐怖組織是國際社會承認塔利班政府的先決條件。

在這種背景下，哈迪曾與剛剛入主喀布爾的塔利班領導人哈卡尼(Khalil Haqqani)談及女權問題。“我提醒哈卡尼，如果阿富汗的母親接受過教育，阿富汗現在的情況就會大不相同。哈卡尼給出了積極的回應。”

“但與此同時，不要忘記，有許多普通的塔利班成員甚至在圣戰中失去了家人。當塔利班領導層考慮新政策時，基層塔利班士兵會認為這一變化違背了圣戰的初衷。這是最大的不確定性。”哈迪說。

在包容性政府談判開始時，《中國新聞周刊》問一位名叫馬赫迪的塔利班中層官員：國際承認和伊斯蘭教法原則哪個更重要？“伊斯蘭法律是不可改變的。背離伊斯蘭教義是一種罪惡。我們永遠不會背離我們的宗教和文化。國際社會應該尊重我們的宗教、文化和價值觀。”邁赫迪說。

一位接近塔利班談判代表的前官員也介紹了《中國新聞周刊》，稱塔利班一直堅持民權等具體問題應在“受塔利班認可的伊斯蘭法律保護”的范圍內進行談判。

因此，自2021年9月以來，包容性談判一直處于長期停滯狀態。在這個過程中，阿富汗的內外環境也發生了變化。馬達尼指出，過去一年來，越來越多符合塔利班意識形態的宗教布道在阿富汗進行。“每一次說教都在改變當地管理者對女權等問題的看法”。

另一方面，塔利班在2022年尋求國際承認和援助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自2022年以來，塔利班代表多次前往北歐和多哈，與歐美政府和國際組織就人道主義援助和資金解凍等問題舉行會談。聯合國系統各機構在阿富汗的援助活動已基本恢復。2022年1月，聯合國及其合作伙伴發起了為阿富汗籌資50多億美元的呼吁。

馬達尼指出，國際援助的恢復讓一些塔利班官員感到，即使包容性談判的議程沒有推進，阿富汗也不會被國際社會拒之門外。哈迪認為，在阿富汗正遭受干旱和流行病的困擾，超過一半的人口在饑餓中掙扎的時候，停止國際援助的政治議程不利于解決問題。同時，只有與塔利班保持接觸，塔利班才能理解國際社會的要求。

在此背景下，2022年12月21日，聯合國阿富汗問題特使奧通巴耶娃在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上指出，阿富汗婦女的權利現在受到的威脅要大得多，臨時政府實際上“拒絕接受任何種類的阿富汗內部對話的必要性”。塔利班臨時政府宣布，國際社會不應干涉阿富汗內政，也不應將政治問題與其他問題掛鉤。

“阿富汗政府的組建是包容性的，我們正在解決各個領域的問題。”政府臨時副發言人卡利米最近說。

阿富汗婦女的變化

塔利班禁止女子教育后，馬達尼經營的三所私立女子“秘密學校”繼續運作。與此同時，她開始計劃為呆在家里的女性提供在線課程，提供盡可能多的課程，從波斯語、普什圖語和英語到計算機和寫作。

在阿富汗，“秘密學校”歷史悠久。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反對蘇聯入侵阿富汗的戰爭中出現的各種帶有宗教色彩的民族武裝，大多限制女性接受教育和工作。在1996年至2001年的第一個執政時期，塔利班將這些限制推向了布卡、斬首和石刑的高潮。在這種背景下，阿富汗各種規模的女子秘密學校應運而生。他們不能給學生發畢業證，但他們的教育水平“并不比真正的學校差”。

然而，“秘密學校”不足以改變阿富汗婦女的整體狀況。作為前政府任命的阿富汗首位女性國防部副部長，優素福承認，前政府并沒有顯著改善女性的生活條件。“在一些省份，女性工作和教育的比例甚至不到20%”。馬達尼還指出，在前一屆政府時期，阿富汗民眾中有很多“女性應該待在家里”的聲音。

自2021年9月以來，許多被馬達尼從監獄中救出的女性抗議者在幾周內被殺害。當她去找塔利班官員報案時，對方說這些女孩不是被塔利班士兵殺死的，而是被她們自己的家人殺死的。這構成了塔利班政策取向的社會土壤。

考慮到現實的局限性，一些新的大學建設計劃為了尊重保守的價值觀，試圖做出進一步的妥協。一份由在德國留學的阿富汗建筑師哈里米最新發布的大學校園設計強調“尊重阿富汗規范和價值觀”，在校園建設中實現“性別和身體隔離”，為醫學和教育專業設立多帶帶的女性系。哈里米說，這是目前幫助女性獲得“與男性相似的教育機會”的方案。

然而，馬達尼擔心，如果國際社會未能推動塔利班在婦女權利方面做出積極承諾，一些更激進的政策可能會出現。在禁止女性入學的禁令發布后，一些省份的女性朋友向馬達尼透露，當地官員已經開始進一步限制女性出行。“只允許外出購買生活用品，由男性近親屬陪同”。

“但是阿富汗婦女不會停止追求知識。阿富汗婦女不再是20年前塔利班第一次掌權時的她們了。當時的女性大多不識字，不知道自己的權利，也沒有辦法和外界聯系。但現在，在阿富汗受過教育的人群中，女性是一支重要力量。”馬達尼說，“對女性的歧視根源于無知，改變的唯一途徑是知識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