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自2023年起，北京、廣州、濟南、大連發布義務教育學位預警。根據北京市2023年政府工作報告，北京市2017年至2022年新增中小學學位18萬個，2023年計劃繼續增加中小學學位2萬個。這些學位壓力源于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實施當年出生人口的大幅增加。

但故事的另一面是，在經歷了短暫的一年嬰兒潮后，中國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來持續快速下降，從當年的1723萬下降到2022年的956萬。出生人口波動較大，在不同教育階段也有一系列連鎖反應。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和社會管理教授、前香港特區政府人口顧問葉趙輝稱之為“多米諾骨牌效應”。他警告說，出生人口的下降將首先影響幼兒園，然后是中小學和大學，最后影響勞動力。

中國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后，教育該如何應對人口變化？地方政府應如何根據學齡人口的變化趨勢，科學規劃未來幾十年的教育資源配置？城鄉教育差距會不會進一步拉大？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中國教育戰略學會區域教育分會主任喬金鐘，專門研究人口變動與教育資源配置的關系，參與教育部各部門政策咨詢、省市縣教育規劃編制和政府評估。他近日就相關問題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專訪。

人口負增長，學前教育首當其沖。圖/視覺中國

2035年，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人數將減少3000萬。

《中國新聞周刊》:2022年，中國正式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隨著新生兒的不斷減少，適齡人口也會相應減少。人口變化會如何影響不同階段的教育資源需求？

喬金鐘：其實早在90年代，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就已經下降到2左右，這個數字至少達到2.1，才能達到正常世代更替的水平。2016年，我國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政策效應很快釋放。從2017年開始，全年出生人數不斷下降，2018年將比上年減少200萬，2020年和2021年將比上年減少200萬左右。未來我國出生人口下降趨勢基本不可逆轉。

現在婦產科已經從過去的床位不足到過剩，幼兒園這兩年也沒那么難了。因此，學前教育是最先感受到人口負增長的。目前來看，這一階段的影響最為明顯，但從更長遠來看，未來義務教育將受到最嚴重的影響。

我們團隊利用模型預測了2020-2035年義務教育階段學齡人口的變化，發現我國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人數在短期內緩慢增長，2024年達到峰值約1.46億人，之后呈現加速下降趨勢。從2025年到2028年，學生人數平均每年減少一兩百萬，從2028年到2035年，每年減少三四百萬。具體來看，小學學位需求高峰出現在2024年，比2020年多出約485萬個，初中學位需求高峰出現在2029年更晚。最終，到2035年，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人數將比2020年的1.4億減少約3000萬。事實上，我們當時預測用的總和生育率是1.5，但2021年，總和生育率已經下降到1.15，現實可能沒有我們預測的那么樂觀。

《中國新聞周刊》:如果學生人數減少3000萬，學校數量是否應該相應減少？

喬金鐘：事實上，從2003年開始，中國的義務教育學校數量就一直在減少，這一趨勢將從2020年持續到2035年

《中國新聞周刊》:也就是說，由于學生數量的減少，12年小學數量將至少減少一半。未來第一波可能有哪些學校關門或倒閉？

喬金鐘：人口萎縮嚴重地區的小學可能會先萎縮，這主要跟學校的地理位置和社會環境有關。此外，一批民辦小學也可能“夭折”，尤其是在民辦學校占比較高的地區。在一些地區，私立學校的學生人數甚至超過了公立學校，這可能與地方政府財力相對薄弱、公共教育投入不足有關。但在義務教育階段，還是要回歸公辦。近兩年，國家一直在積極調整政策，引導和督促地方政府切實承擔起法定的教育責任。

總的來說，未來教育供需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帶來兩個結果：一方面，學校會出現招生困難，有的會倒閉；另一方面，隨著學生的減少，學校自然會轉向小班教學，班級規模會縮小，生師比也會相應降低。教師將最終能夠從主要關注班級控制中更多地關注每個個體，這在客觀上有利于提高教育教學質量。世界上其他經歷過“人口崩潰”的國家，在教育方面也經歷了這樣的趨勢：未來中國的義務教育一定會走小班化、素質提升的道路。

《中國新聞周刊》:日本的少子化趨勢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很明顯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的教育觀念發生了顯著變化：“寬松教育”被提倡，“體驗式學習”被廣泛引入小學。目前我國教育的每一個階段還是一個“卷”。未來隨著教育供需變化會不會走日本的路子？

喬金鐘：可能性很大。以后學生升學會更容易，學生不用那么緊張。我們也將更好地控制教育的步伐。學生也將從單純關注分數和排名轉向關注知識本身，不再需要陷入各種競賽的怪圈，有利于整個義務教育階段辦學質量的整體提升。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教育供求變化的過程中，辦學條件和標準調整的時機非常重要，因為各地需要的學校數量既與適齡人口有關，也與辦學條件和標準有關。例如，教育部現在規定，小學的班級人數不得超過45人，中學的班級人數不得超過50人。未來這個標準應該在什么時候，如何調整？我個人認為，在學位需求波動較大的年份，應盡量避免簡單地大規模新建或合并學校。政府在建設和合并學校時，也應靈活調整辦學標準，以應對學齡人口的增加或減少。及時調整辦學標準，比如調整班級規模，可以保持學校供給的相對穩定和冗余，避免浪費財力。如果只是為了滿足高峰需求而新建學校過多，高峰過后適齡人口會迅速下降，大量新建學校可能會造成資源浪費。

《中國新聞周刊》:在學校數量減少的同時，這個過程中教師的配置會發生哪些變化？

喬金忠：類似于在校學生人數的變化趨勢，2020年至2035年，我國義務教育階段對專任教師的需求將總體呈下降趨勢。按照目前的生師比標準，到2035年，我國將有約150萬小學教師和37萬初中教師。小學教師需求量大，初中教師會先缺后過剩。

為了解決這些過剩，除了減少班級規模和師生比，我們應該逐步減少師范院校和高職院校的師范生招生，同時穩定專科招生計劃

《中國新聞周刊》:您談到了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總體趨勢、學校數量以及對教師的需求。城市和農村會有明顯的差別嗎？

喬金鐘：未來學齡人口在減少，但城鎮化會繼續推進。根據我們的預測，學生的城市化率比人口的城市化率高十幾個百分點。也就是說，有些成年人可能不住在城市，但<愛尬聊_尬聊百科>他們的孩子可能在城市上學。預計2031年左右，全國城市招生總數將超過鄉鎮，此后一直領先，這是一個分水嶺。之后，我國義務教育將普遍進入以城市教育為主體的時代。到2035年，城市的學生將比城鎮和鄉村多近1000萬。但全國各地以進入城市教育為主體的時間會有差異。發達省份會在2031年之前進入，中西部落后地區可能會晚一點。因此，當地的教育規劃和資源配置應因地制宜，因時而變。

在這個過程中，農村小學生減少最多，2020-2035年年均減少67.45萬人，2035年比2020年減少約1079.18萬人。對小村莊的需求也呈快速下降趨勢。到2035年，所需學校數量可能不到2020年的一半，只有35500所。未來農村會有大量的教育資源閑置。除了在農村保留必要的教學點和小規模學校，建議扶貧任務完成后，教育資源不要向農村傾斜。當然，對于必要的教學點和農村地區的小規模學校，要按照高于普通學校的標準投入經費，更好地保障有特殊需求的兒童。

但在大方向上，資源總量必須向城鎮傾斜。未來15年，義務教育階段適齡人口將繼續向城市聚集。據測算，與2020年相比，2026年(高峰年)市區需要建設4000所小學，2030年需要建設4000所初中。公共財政用于城鎮教育的預算增幅遠大于農村，2020-2035年年均增加555.25億元。但是，隨著整個社會的老齡化，養老、醫療、保健的金融需求越來越大，當然會擠占教育經費，這是無奈之舉。人口結構的變化必然會影響未來教育經費在整個財政支出中的比重。

未來教育資源的配置要充分考慮農村向城市轉移的大趨勢，調整一定不能太滯后。在調整過程中，城市化率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參考指標。在出現逆城市化現象之前，優先將教育資源投入城市地區更有效率，也能更好地保證大多數學生接受更好的教育。

巨型大學很難再見到了。

以就業為導向的學院或大學可能會大量出現。

《中國新聞周刊》:人口結構的變化最終會影響高等教育。比如以私立大學為主的日本，由于少子化，很多大學也面臨著招生不足、經營困難的局面，刺激了一些大學之間的惡性競爭。為了搶生源，無底線地降低了招生門檻，以至于后期的日本大學出現了“過于靈活的招生機制”，導致一流大學的學生不會計算分數等“學術崩潰”現象。中國和日本不同。高等教育主要是公立的。隨著義務教育階段生源危機延伸到大學，會對我國高等教育產生哪些系列的連鎖反應？

喬晉中：日本的這種情況未來也可能在中國出現。隨著少子化現象的日益嚴重，未來我國高等教育整體規模將會萎縮，一些質量不高、沒有特色的高校將面臨關停并轉的局面。學院和大學的數量將減少，學校的規模將縮小

雖然中國的高等教育體系以公立大學為主，頂尖的教育資源總是稀缺的，但未來大學之間的競爭也將加劇，預計在不久的將來，“雙一流”大學之間的競爭將更加激烈。當然，這種情況的出現，也可能為高等教育本身提供了一個優化制度、提高質量的契機。

當學生人數減少，未來學生有更多選擇時，必然會激發高校增強內部改革的動力。中國目前的高等教育體系整體缺乏靈活性，尤其是金字塔頂端的高校沒有動力和意愿進行內部改革。基礎學科不能長期安下心來堅持攻關，應用學科對市場和供求關系的變化不敏感。隨著學齡人口的減少和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普及化的進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必然進入買方市場。到時候學費收入會減少，政府撥款也可能會減少。高校為了生存，必然會調整策略，進行差異化發展。

此前，在高等教育大眾化過程中，尤其是1998年高校擴招，出現了很多后續問題。由于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起步非常倉促，沒有遵循科學的節奏，簡單快速地攤大餅的發展模式加劇了高等教育內部的結構失衡。按照國外的經驗，工科、醫學甚至師范教育都應該是精英教育，任何層次的學校想辦就辦，但是現在低層次的工科、醫學、師范教育比比皆是。從結構上看，真正學術型的高等院校比例不宜過高，更多的高校應以培養應用型學生為主，辦學主要指向就業。所以隨著大學生的減少，未來可能會出現大量以就業為導向的高校，學校會給學生提供更多與企業合作的機會。大部分高校會積極選擇特色發展方向，滿足學生多樣化需求。

另外，現階段我國高等教育的“放水”還是比較嚴重的。很多四年制本科生實際上只在學校學習三年，剩下的一年基本都是實習或者社會實踐。另外，對于數學、物理等高門檻的基礎學科，如果嚴格按照學術質量標準，每年都會有很多學生被淘汰。未來，隨著少子化和高校競爭的加劇，學校將不斷提高辦學質量，建立相對完善的內部質量問責機制，加強對教學過程的監督，以求生存。政府也應順應形勢，對高等教育的結構調整和質量提升進行引導和問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