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11日，米蘭·昆德拉攝于法國。圖/IC

中國新聞周刊微信公眾號消息，據法國媒體報道，歐洲著名作家米蘭·昆德拉去世，享年94歲。昆德拉生前一直是諾貝爾文學獎榜單上的熱門作家之一，他生于1929年的捷克斯洛伐克，1975年移居法國，直到2019年，他才又一次重新成為捷克公民。昆德拉在中國也同樣享有盛譽，影響了一代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包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等。

四十年后，他們把國籍還給了昆德拉

捷克駐法大使彼得·德魯拉克2019年11月28日帶著恢復昆德拉公民身份的文件，前往作家在巴黎的寓所，向他和妻子薇拉通報了這一喜訊。

“我很榮幸地把公民身份的證明文件交給昆德拉先生，我也非常感動。”德魯拉克說，“實際上，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那都是一個非常激動的時刻，因為米蘭·昆德拉在四十年后又一次成了捷克公民。”

捷通社去年11月報道，捷克總理安德烈·巴比什在巴黎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戰百年紀念活動期間，專程拜會了昆德拉夫婦。他當面邀請大作家常回家看看，還建議恢復他的捷克國籍。昆德拉的回應“模棱兩可”。

一年之后，捷克當局終于完成了全部手續。但昆德拉不會回國定居，捷克文化界對他也并不友善，因此恢復國籍只是一個象征性的姿態，盡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象征性姿態，象征著最偉大的捷克作家回到了捷克共和國”。德魯拉克大使告訴《費加羅報》，“米蘭·昆德拉厭惡儀式，總是躲避，那是個非常簡單的時刻，卻有著巨大的善意和人性的溫暖，我代表捷克共和國為多年來發動的攻擊做了道歉。他情緒很好。他只是接過文件，說了謝謝。他是個非常友好的人。”

“對于他們來說，你已不再存在”

1929年4月1日，昆德拉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南摩拉維亞首府布爾諾，在這里讀完高中，便前往布拉格的查理大學求學。

1948年，19歲的昆德拉加入了捷克共產黨，兩年后即因“反黨行為”被開除。1956年他二度入黨，但1970年再遭開除。對當代東歐歷史有所了解的人，不難看出這些年代所對應的一系列重大事件：1948年的二月事件和哥特瓦爾德的上臺，1956年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和蘇東國家的解凍，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蘇聯的入侵和占領，第二年杜布切克的下臺和胡薩克“正常化”時代的開始。

1968年之后，昆德拉謀求在體制內漸進改革的夢想終告破碎，他甘愿退出斗爭，自認只是小說家，全力投入文學創作。但再度失去黨籍讓他的境況變得格外艱難，電影學院剝奪了他的教職，他的書得不到出版，文章不予發表，圖書館清除了他所有的作品，妻子薇拉不得不偷偷做英語家教來補貼家用。

1975年，昆德拉夫婦終于獲準前往法國，從此滯留不歸。

很難直接了解昆德拉去法國前的心境，但在他的小說《告別圓舞曲》中，主人公雅庫布的離開并沒有那么輕松：“他快步朝汽車走去，打開車門，坐到駕駛座上，重新駛向邊境。就在昨天，他還想，那會是很輕松的一刻。他會滿懷喜悅地從這里出發。他會離開一個他曾錯誤地出生的地方，一個他并不覺得是在自己家的地方。但是，眼下這一時刻，他知道，他離開的是他唯一的祖國，他沒有別的祖國。”

《告別圓舞曲》完成于1971年或1972年，1976年在法國出版，應該能夠代表他那個時候對捷克斯洛伐克真實的態度。“他猛然想到，是他的驕傲妨礙了他愛這個國家，因高貴、高尚、高雅而造成的驕傲；一種沒理由的驕傲，使得他不愛自己的同類，使得他仇視他們，把他們都看成是殺人兇手。”昆德拉在書中這樣描寫雅庫布，“他想到，他自己根本沒有任何特權擁有崇高的心靈，而最崇高的心靈要愛這些人，盡管他們也是殺人的兇手。”

1979年，小說《笑忘錄》出版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剝奪了昆德拉的公民身份。他與祖國的聯系從此一刀兩斷。八年后他對作家喬丹·埃爾格拉布利回憶說：“有一天我收到一封短信，通知我說我的公民身份已被剝奪。這封信本身就寫得實在沒有水平，錯字連篇！就其粗野性來說，堪稱一份妙文。”

政府在信里通知他，剝奪國籍的決定是基于法國《新觀察家》 雜志發表《笑忘錄》的節選而作出的，但昆德拉認為，這只是借口和表面上的理由。“別以為我失去捷克公民身份純粹是由于小說的這個片斷。應回顧一下他們的整個策略，而這只能憑猜測。但我相信1968 年以后他們采取的戰術主要是排除知識分子和捷克文化對民族的影響。”他說，“知識分子本身可能并不行使政治權力，但他們的確有很大的反射影響。這說明為什么蘇聯入侵以后，作家、劇作家、歷史學家和哲學家都一古腦兒被掃出了舞臺。他們被剝奪了從事自己職業的權利。他們很難找到謀生手段，因此被迫流亡國外。一旦他們離開這個國家，他們身后所有的橋梁就都被燒毀了。這就是統治者為什么要剝奪我的公民身份的原因，他們正等著頭一個借口的到來。一旦你的公民身份證被取消，按照法律捷克人就再不得同你有任何聯系。突然之間，同捷克民族的一切接觸都成為非法的。對于他們來說，你已不再存在。”

1981年7月1日，法國文化部長雅克·朗宣布，昆德拉將和阿根廷作家胡利奧·科塔薩爾一道獲授法國國籍。朗部長說，這兩位作家是法國的朋友和密特朗總統本人的朋友，遞交申請也有些時日，文化部將按照總統的要求，加快辦理歸化手續。在當天的記者會上，科塔薩爾念了稿子，而昆德拉只是簡短地表示：“法國是我精神上的祖國，如今是我的第一祖國。謝謝。”

從這一年開始，昆德拉又成了有國籍的人。他是法國公民了。

“我永遠不想回去了”

來到法國以后，昆德拉先到西北部的雷恩大學做助教，慢慢安頓下來。著名翻譯家、學者高興在所著《米蘭·昆德拉傳》中寫道：“在流亡之初，有相當一段時間，昆德拉成了地地道道的公眾人物。他上電視，接受采訪，發表談話，撰寫文章，利用各種場合向人們講述蘇聯入侵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形。他自己后來在解釋這一行為時說那完全是形勢所迫，因為當時，他‘也許是唯—面對全世界報紙的捷克人，有可能解釋一切，說明被俄國人占領的叫作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家究竟怎么了’。1978年，他們定居巴黎，昆德拉開始在巴黎社會科學高級研究學校教課。此時，他已漸漸融入法國文化和生活。”

昆德拉1975年出走法國時已經46歲，失去原國籍時則已年到半百。他基本掌握法語大約用了十年。這期間經歷了一個雙語時期——在用捷語寫《不朽》的同時，又用法語寫文論和隨筆，也用法語重寫其劇本《雅克和他的主人》。而且從1985年開始，他用兩三年時間，修訂他捷克語原作的法語譯本，而后宣布，其作品的法譯本與原作同等可靠，“甚至比原作更忠實于原作”。最終，到法國十八年后，他完全改以法語寫作。以后出版的《慢》《身份》《無知》《小說的藝術》《被背叛的遺囑》《帷幕》《邂逅》和《無意義歡慶》，就都是法語作品了。從此，他寧愿以生硬的外語筑起與青春和故國之間的高墻，政治隱喻更多地被哲學思考所取代，他不再寫活生生的同胞，不再為同胞們寫作，也不再把同胞們當作讀者。

他早年用捷克語寫的小說中，只有《玩笑》和短篇集《好笑的愛》能在捷克斯洛伐克公開出版，但出版后又很快被禁。其后的五部小說《生活在別處》《告別圓舞曲》《笑忘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和《不朽》，在1989年之前完全不曾存在于捷克斯洛伐克公眾的視野之內。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教授、昆德拉三十余年好友、著名昆學家和三屆總督獎得主弗朗索瓦·里卡爾指出，這些書就像鬼魂，只有附體于譯本，才能在世界各地流傳，因而出現了一種非常特殊的矛盾現象：作品的原作是不為人所知的；而作者在寫作時已經事先知道，他所使用的語言，并非是作品未來問世時的同一種語言。

昆德拉的音樂家父親盧德維克去世于1971年。1984年，他的母親米拉達也在布爾諾去世。他在老家再無牽掛。三年后，他告訴埃爾格拉布利：“我的交往百分之九十是法國人。我來到這個國家時已46歲。到了這個年齡你不再有時間可以浪費，你的時間和精力都已很有限，你必須作出抉擇：要么你在回顧過去中度日，回顧你已不在那里的以前的國家，你的老朋友們，要么你就努力把壞事變成好事，從零開始，在你現在置身的地方開始新的生活。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后者。這就是何以我不感到自己是個流亡者。我在這里，在法國生活，我很快樂，在這里非常快樂。你剛才問我是否想過有一天可能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去，我回答說沒有，情況永遠不會允許我回去。但這話只講對一半，因為即使我能回去，我也永遠不想回去了！一生中移居國外一次已經夠了。我是從布拉格作為移民來到巴黎的。我永遠不會有精力再從巴黎移民布拉格。”

但劇變出人意料地到來了。1990年，昆德拉毫不聲張地回到了捷克，走訪了幾位親友，看了幾場演出，又悄無聲息返回法國，但這樣的旅程也許同樣談不上輕松。小說《無知》里的主人公也是在1990年代從西方回到布拉格。昆德拉寫了一大段對“回鄉”這個詞的考據，先回到希臘語，由此引申出“鄉愁”，再從冰島語到葡萄牙語的各種歐洲語言中，尋找“鄉愁”一詞中所包含的“痛苦”的含意，特別講到奧德修斯艱難的回鄉之旅，以及“二戰”前夕被迫離開奧地利的猶太作曲家勛伯格對“祖國”這個詞的茫然，更不用說無處不在的秘密警察和線人給主人公留下的慘痛回<愛尬聊_尬聊百科>憶了。

“撕簾子的人是有罪的”

至少在2009年以前，中國出版的所有昆德拉作品，皆在封面及版權頁標明他是捷克作家。中國學界亦始終將他作為捷克文學的代表加以研究。但是昆德拉本人對此有不同的看法。

十年前，也就是他八十大壽那一年，布爾諾的馬薩里克大學舉辦了一場為期三天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主題是“米蘭·昆德拉或文學何為”。但他通過一位參會學者向大會遞信并代為朗讀，對這個“戀尸聚會”表示感謝，還說，他已自視為法國作家，并堅持自己的作品應被歸入法國文學的范疇，在書店亦應按法國文學分類。

但在個人層面上，昆德拉仍與家鄉保持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曾數次在嚴格保密的條件下回到布爾諾，拜訪舊友——如劇作家米蘭·烏赫德，并觀看當地彗星冰球隊的比賽。

影響昆德拉與捷克關系的另一個因素，是他與捷克文化界和媒體的長期不睦。德魯拉克大使在巴黎說：“如諸位所知，這種關系一直都是復雜的。捷克社會某些圈子對米蘭·昆德拉作過很多攻擊。不過，他堅持自己的看法和身份，以我之見，他是個根深蒂固的捷克人。他其實與我國有密切的聯系，對我國的發展也非常關心。但最重要的是他身為捷克人的感受。”

最大的一次風波發生在2008年，布拉格極權主義研究院一位年輕的歷史學者根據警方檔案，在《敬報》周刊上撰文，指控昆德拉1950年曾向當局告發同學米羅斯拉夫·德沃拉切克為西方特務，導致后者被判刑22年，并處罰款1萬克朗及財產充公。警方報告明確顯示，線人名叫“米蘭·昆德拉，學生，生于1929年4月1日”。

此事引發軒然大波，但昆德拉斷然否認上述指責。美國作家邁克爾·魏斯曾就此指出，昆德拉強悍的個性、深居簡出的生活，以及他與捷克媒體交惡的歷史，皆絲毫無助于他的辯白。

斯洛伐克《批評與語境》主編薩穆埃爾·亞伯拉罕曾以《被背叛的遺囑》為例，強調昆德拉對隱私的重視，以此來為他的不爭辯做辯護。

昆德拉在書中寫道：“羞恥心是現時代——今天正悄悄地離我們遠去的個人主義的時代——的關鍵定義之一；羞恥心：一種為保衛個人私生活的表面反應；要求在窗戶上掛簾子；要求寫給A的信不被B看到。”他又以馬克斯·布羅德擅自發表卡夫卡寫給父親的信為例說：“在抽屜中找到的這封又長又艱澀的信，這封卡夫卡從沒決定要寄給他父親的信，而現在由于布羅德，任何人都可以來讀它，除了它的收信人。在我看來，布羅德的冒失是得不到任何原諒的。他背叛了他的朋友。他的行為違反了他的愿望，違反了他的愿望的意義和精神，違反了他所知道的他的羞恥本性。”他又以舊時代遭到官方以錄音帶惡意中傷的作家揚·普羅哈茲卡和文學史家瓦茨拉夫·切爾尼為例說：“公開生活與私生活是本質上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尊重這一不同，是人之所以能自由自在地活著的不可或缺的條件；分割這兩個世界的簾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撕簾子的人是有罪的。”

“在讀過這些句子和這本書其余的部分之后，捷克的偽知識分子媒體幾年前仍然在繼續羞辱昆德拉。”亞伯拉罕憤怒地說，“他沒有隱藏；他講原則，保護自己的隱私，因為他不想暴露和公開展示。”

昆德拉隱居于巴黎第六區，在閱讀、聽音樂、嚴格選擇的友情，以及與太太薇拉在家門口的小飯館吃午餐之外，也樂于冷眼觀察這個媚俗的、到處充滿了故作感傷和自我愚弄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