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消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黨的紀律檢查和行政監察工作的優秀領導干部，中央紀委原副書記劉麗英同志遺體送別活動10月12日上午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

劉麗英

劉麗英同志因病醫治無效，于2024年9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

中央領導同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負責同志、離退休老領導，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部分同志、生前友好參加了送別活動。

劉麗英同志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終胸懷共產主義理想，堅定社會主義信念，忠誠于黨、國家和人民。她堅持原則、勤勉敬業，嚴于律己、艱苦樸素，對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要求嚴格，始終保持了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劉麗英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為黨的事業奮斗的一生。她的革命精神和業績永遠銘記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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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紀檢監察》雜志曾介紹，劉麗英，1932年生，中央紀委原副書記。從1979年中央紀委恢復重建時調入，至2002年離休。她在中央紀委工作了24個年頭，曾負責查辦無錫鄧斌案、河北李真案、沈陽“慕綏新、馬向東案”等大要案。劉麗英敢于碰硬，剛正不阿，不徇私情，被群眾稱為“女包公”，紀檢“鐵娘子”。

《中國紀檢監察》雜志2018年曾刊發文章《劉麗英：我追求正義的愿望在中央紀委實現》，以下為文章全文：

即使在條件艱苦的恢復重建初期，我們查案子就始終堅持實事求是，辦過的案件一定要“板上釘釘帶拐彎”

1979年1月3日，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恢復重建后，第一次召開會議，陳云同志主持，全國100名委員參加，我有幸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期間，組織上就決定讓我做中央紀委的專職委員，開完會我立即回沈陽辦了手續，2月就去中央紀委報到了。

中央紀委組建后，最早的辦公地點在中央組織部辦公樓4層，后搬到南長街81號，一共六層樓，給我們四層。工作人員來自四面八方，從部隊來一部分，中央各個部門來一些，北京市來一些，外地各個省來的比較少。大家雖然都沒有做過紀檢工作，但都是經過嚴格審查的干部，政治思想性、組織紀律性都很強。

當時中央紀委查案子的檢查室就兩個，一室主要負責聯系企業，二室負責聯系黨政機關、公檢法。我調過來以后被任命為二室副主任，但是，根據形勢的需要，我實際上是在參與審查“四人幫”的專案組具體工作，后來又參與了江青案審判工作。

1981年，中央紀委領導讓我牽頭組建第三檢查室，負責地方工作，主要聯系東北、華北8個省市。我是副主任，又給兩個人，我們3人坐在一間辦公室里，邊研究、邊摸索，就這樣很快把地方工作開展起來了。

那時地方的案子很多，我們中央紀委的工作人手少，哪個案子都要從當地抽調一些人，對每個人的能力素質了解的也不是很全面，因此壓力也很大，凡事都要親力親為，經常都是凌晨一兩點才睡覺。我當時最怕半夜電話響，怕案子出差錯，怕發生冤假錯案。所以我常對案件組的同志們說，辦案一定要“板上釘釘帶拐彎”，就是你這個案子查完以后，釘了釘子還不行，還得拐彎兒，釘能拔出來，拐彎就拔不出來了。

條件再艱苦，我們查案子也堅持實事求是、證據牢靠，別管他是高級干部還是一般干部，咱們都一個標準，嚴格依照紀律和法律，該批評教育的，該紀律處分的，該移送司法機關處理的，定性處理要準確，不能含糊。我離休16年了，誰來我都問，有沒有翻案的，他們說到現在也沒有，都是鐵案，經得起歷史檢驗。

我們嚴肅查處腐敗，但咱們的工作政治性很強，我們黨歷來講政策，寬嚴相濟，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即便是違紀違法的干部，該吃飯時就讓吃飯，該請大夫請大夫，該怎么處理怎么處理，我們用組織的關懷感化被調查對象，使其主動講清楚，爭取從輕處理。查辦江西省原省長倪獻策案件時，他一開始對立情緒很重，不肯交代自己的問題。我像老大姐一樣跟他進行了聊天式的談話，后來他就轉變了態度。有一天他一大早來找我交代問題，我一看就問他：“還沒吃飯吧？趕緊吃完飯再說。”問題再嚴重，也得讓人吃飯。查辦沈陽市委原副書記、市長慕綏新案時，他生病了我們給他治療，還讓他妻子陪護，非常人性化。

從“兩規”到“留置”，在過去經驗的基礎上更加法治化了

我這一生一個是在公安系統工作，一個是在紀檢機關工作。紀委恢復重建初期，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干，我的很多工作經驗都派上了用場。1983年的時候我擔任三室副主任，接到山西運城紀委干部張戈用雞毛信形式寄來的一封長信，反映他們那里一些領導干部挪用扶貧救濟款、貪占國家防洪建材建私宅的問題，張戈本人因秉公調查案件，全家都遭到打擊報復。

那段時間，正是全國的建房熱潮，我們接到反映這方面問題的群眾來信非常多。我想，張戈反映的問題，不僅僅發生在運城地區，而是在全國各地普遍存在的一種不正之風，一定要調查清楚。我3月10日帶著工作人員去了運城，12月29日回來的，在那待了快一年。剛到那兒的時候，我們到地委開了一次碰頭會，運城地委有關領導表示，張戈反映的只是“個人意見”。后來地區公安局送來了張戈案預審報告和有關材料，我干了幾十年公安，對刑偵預審程序很熟悉。看過材料我沒表態，而是根據其中的線索，先到防洪工地現場查看、向門衛了解情況，然后不提前打招呼去到呂梁山深處的貧困村民家里走訪。專案組做了大量周密的核實，最后不僅為張戈案平反，還把領導干部建私房的典型案例一一曝光，對貪污扶貧救濟款、盜用防洪建材的領導干部嚴厲懲處，在全國起到了震懾作用。

我們在運城查案時，因為涉及部隊，有部隊的同志參與進來調查，部隊調查需要在指定的時間和地點說明問題，這是對辦案的同志負責，也是對犯錯誤的同志負責，更是為了保證辦案安全。最后我們就搞了一個規定時間規定地點說明問題，就是為了保護干部，效果非常好。1990年12月，《行政監察條例》正式規定：監察機關在案件調查中有權責令有關人員在規定的時間、地點就監察事項涉及的問題作出解釋和說明。紀檢機關和監察機關合署辦公后，1994年3月頒布的《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又作出規定：調查組有權要求有關人員在規定的時間、地點就案件所涉及的問題作出說明。現在我們用“留置”取代“兩規”，在過去經驗的基礎上更加法治化了，手段更加有力了。另外，2001年查辦的沈陽市原副市長馬向東貪腐案，摸索實踐了異地審理，現在這個手段已經用的很多了。

自身過硬是我們紀檢隊伍的傳統，我們查別人的問題，自己不能有問題，這樣才能頂住壓力、鐵面執紀

我們那個年代，條件沒現在好，上班有騎自行車的，有走路的，有的同志家住得很遠，但是我都要求他們上班鈴一響就得在辦公室。我自己也是，每天早上來開燈、晚上關燈，基本都是第一個來，最后一個走。

不僅要遵守紀律，還要艱苦奮斗。那時候我們吃飯都不能剩下，桌上的米粒都得撿起來，當時喝茶要交錢的，我們就喝白開水。后來我們老三室的同志回想起過去的工作，他們還說我那時候要求真嚴。

我們查別人的問題，自己不能有問題，自身過硬是我們紀檢隊伍的傳統。辦案的時候，經常會有老同志老朋友找來說情，怎么辦？很簡單，該怎么辦就怎么辦。大家知道你的性格和原則了，也就不找了。我在祖籍山東也查過案子，哈爾濱老家、沈陽工作過的地方都查過，兒子說我“到處得罪人，看你退休了到哪去”，我說就在北京待著。干咱們這行沒點原則能行嗎？

要是怕得罪人肯定頂不住各種意想不到的壓力，鐵面執紀就更做不到了。查辦河北省原國稅局局長李真案時，他仗著自己曾是省委書記程維高的秘書，公開叫囂“要讓我查到是誰告的我，我非得讓他傾家蕩產。”而程維高不但不積極配合組織調查,反而兩次致信中央有關部門，竭力為李真庇護，給調查工作帶來了重大阻力。我當時就撂下一句話：“即使我頭拱地，也要把案件立起來！”在中央紀委領導的支持下，最后不僅依紀依法嚴肅查處了李真案，還牽扯出50余起案件，涉及廳級干部9人、河北省國稅系統160多人。同時，也查清了程維高利用職權為親屬和身邊人員謀私的問題，中央最后給予程維高紀律處分。

查辦沈陽“慕綏新、馬向東案”時，馬向東妻子四處活動，干擾辦案，一些人為查辦案件制造重重阻力和壓力，個別專案組工作人員收受賄賂，被拉下水。為了阻止辦案，有人不僅誣告我包庇慕馬二人，還誣告我兒子為慕綏新說情受賄400萬元，甚至把舉報信寫給了當時的中央紀委書記尉健行同志。這些手法，無非是想達到讓中央不信任我、不再讓我查案的目的。記得尉健行同志當時就對我說：“正因為你查案堅決，才有人告你。你不能回避，要堅決查下去！”這是對我的最大支持和信任，我還能說什么呢？盡管如此，我還是懇請組織上對涉及我兒子的問題進行了調查。最終還了我和我兒子的清白。

我一輩子追求正義，可以說，我的愿望真正地實現，是在中央紀委。我特別欣慰的是，中央紀委恢復重建40年以來，隊伍逐漸壯大，工作水平逐步提高，法規制度也越來越健全。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紀委反腐敗的力度更大了，在群眾中的威望更高了，這一點我有深刻的感受，我從內心表示堅決擁護。

原標題：劉麗英同志遺體送別活動在京舉行

編輯：吳思責編：張松濤審核：馮飛